编者按：本文聚焦心理健康与自杀话题。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有自杀念头，请拨打国家自杀预防生命线 988。

2021年9月的一个周六深夜，老约翰·加尔接到了一位同事意外的电话。这位同事的儿子自杀身亡，他不知接下来该怎么办。

大约四年前，加尔自己也因自杀失去了儿子小约翰·加尔，他深知那种感受。悲剧发生后的最初几个小时里，没有任何指引，也没有任何路线图。

与同事交谈后，加尔成为了身处此类境况者的常备资源，并主动为那些亲人自杀身亡的人提供帮助。在12周的时间里，他又接到了八次这样的电话，此后至今更是接到了数十次。

事实上，就在加尔接受《Construction Dive》本文采访的前一晚，他还接到了其中一个电话。

加尔是非营利组织密苏里劳工倡议的工人健康主任，他研究了自杀“后vention”。他已在《国际职业教育与培训杂志》上发表了相关研究。

在此，加尔与《Construction Dive》探讨了后vention的概念、为何最初几个小时如此重要，以及建筑从业者如何发挥作用。

编者按：以下内容为简洁清晰起见经过编辑.

《Construction Dive》：什么是自杀后vention？

老约翰·加尔： 我经常提出一个三角形的概念。一条边是预防，一条边是干预，一条边是后vention。当我展示它时，我显示的是每条边在每个角顶点处相互重叠。干预影响预防，也影响后vention，以此类推。

简单来说，预防就是意识。干预是指有人参加过预防课程后问：“既然我知道了这些，当我看到什么、听到什么或观察到什么时，我该如何干预？”

我们在预防和干预领域看到了大量工作，但在后vention这一三角形的第三条边上，工作就没那么多了。

我们也称之为事后关怀。当有人自杀身亡后，对于那些留下来的人——可能是亲人、同事、挚友或家人——你该做些什么？

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并不多。事实上，关于预防的同行评审研究文章与关于后vention的文章比例约为40比1。

那些电话是什么样的？

那些电话里没有人问过我：“约翰，三周后、三个月后、三年后我该怎么办？”每一个电话都说：“约翰，我现在正处在风暴中心。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办？”

人们渴望得到这个。他们需要一套规程。

那么人们能做些什么？

在工作场所环境中，在急性阶段我们想关注四个关键事项。

协调是第一项。我们必须在沟通和提供支持方面做得非常好。

理想情况下，我们指派一个三到四人的团队负责牵头。你需要一个懂得如何与媒体打交道的人，因为媒体在报道自杀时有新闻规范。我们不能让四五个人向当地媒体传递混乱的信息。

然后是通知：我们必须确保已联系家属，他们已同意分享信息，并确认他们希望我们分享多少信息。

这在我们社会是一个如此禁忌的话题。我们的做法是，不分享任何关于死亡涉及“如何”的细节。我们还使用恰当的措辞。我们不说“committed suicide”。我们使用“died by suicide”这一说法。

我们这样做的原因是，许多措辞都深深植根于历史、传统和宗教。例如，人们“犯下罪孽”、“犯罪”。在谈论自杀时，我们需要远离那种评判性的措辞。

我们必须与员工会面，制止谣言传播，鼓励他们远离社交媒体，直到我们有更多可以妥善分享的信息。

第三阶段是沟通。我们必须在最初几个小时内到场，试图阻止传染，即接触过自杀事件的人自身死于自杀的风险会增加这一概念。

肯塔基大学早在2018年所做的研究表明，一起自杀事件会影响135人。这意味着在一个办公室和现场工人共150人的公司里，我们将需要150种不同的策略。因为你如何面对悲伤、你如何认识小约翰，与我如何面对悲伤、我如何认识小约翰是不同的。

最后一个阶段是支持。我们如何向那些工人提供帮助？向家庭成员提供帮助？非常重要的是，我们先以群体方式对待人们，然后开始以个体方式对待人们。

公司和领导者如何能做得更充分？

如果你尚未采取自杀预防和干预的措施，现在就去做。然后跟进后vention培训，这非常重要，却常常被忽视。